联系我们
鼎锋资讯

电信改革再起步

浏览次数: 日期:2014.06.17

 决策层需要确定,运营商是继续保持高额利润,以国有资产增值为首要任务,还是在承受打破垄断降低利润的代价之后,转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底层平台。

展望中国电信业未来,两种结局都有可能。乐观的结局是决策层超越既得利益羁绊,彻底打破垄断,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繁荣;不那么乐观的结局是垄断资源部分向社会资本放开,市场和权力再度纠结,新技术革命进程受阻,中国电信互联网及相关产业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拉大

1999年至今,中国电信业共经历了四次大规模重组,借此创造的市场效率和国民福利,在诸垄断行业中遥遥领先。

相比15年前,中国电信市场已从一个政企不分的行政垄断结构,演变为三巨头主导下的寡头市场结构。竞争从无到有,局部还很激烈,但与开放环境下的国外市场相比,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仍然非常不充分,且遗留下了顽固的既得利益群体。

时至今日,上一轮电信改革的红利已经释放殆尽,中国电信市场的发展亟须新一轮改革刺激。相比以往单纯的政府主导,此轮改革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展开,面临边缘化风险的电信寡头自身亦有改革意愿。

自去年开始,决策层开放了虚拟运营商牌照,放松了宽带接入网民间资本进入的限制,准备成立了家铁塔公司,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电信改革似乎已经启动,并隐约闪现出彻底打破垄断、真正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势头。

但即将成立的国家铁塔公司并不能背书上述解读。这家公司仅涵盖了部分移动基础网络设施,仍是平衡三大运营商利益的结果。所谓的“网业分离”实际仍由三大运营商把持,三大集团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定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民营资本虽然被鼓励进入电信业,但在国家铁塔公司和运营商开放的转售资源中仍只能扮演补充角色,同时一家独享资源的国家铁塔公司亦有可能形成新的垄断。

因此,展望中国电信业未来,两种结局都有可能。乐观的结局是决策层超越既得利益羁绊,彻底打破三大运营商对基础网络的垄断,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尤其是互联网及相关产业的繁荣,而运营商自身也蝶化为真正的市场化公司;不那么乐观的结局是市场和权力再度纠结,决策层仅向社会开放部分电信垄断资源,因此导致新技术革命进程受阻,中国互联网及相关产业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拉大,运营商自身也深陷依赖垄断保护的泥潭不能自拔。

4月30日,也就是《财经》记者爆出电信业要成立“国家基站公司”的第二天,工信部旋即在其官网以相关司局负责人的名义发布“回应”称:“目前,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正在研究共同组建一家通信设施公司,负责统筹建设通信铁塔设施,进一步提高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水平。”

工信部的回应虽未就“国家基站公司”做出明确答复,但已表明国家有决心将一些基础电信网络分离出来统一建设。部分乐观的电信业人士认为,这是中国电信业实施“网业分离”的第一步,亦是电信业再改革的信号(网业分离,即电信网络与电信业务分开运营)。

基站是电信运营商布建移动互联网的抓手,抓手到哪儿,移动信号就到哪儿。全国现有约140万个基站。工信部在年初时曾预计,今年新增4G基站就将超过50万个,年底仅4G基站就可达到100万个。

铁塔是基站的重要组成部分。电信运营商建设铁塔将通讯天线安置到最高点以增加服务半径,达到理想的通讯效果。通信铁塔耗资巨大,其建设成本和土地选址成本,约占电信运营商资本开支的三分之一左右。

但由于信息通信与基建管理的管理职能分散于不同政府部门,再加上民众担心辐射的“邻避运动”,因此造成基站的选址、建设越来越难,目前已出现影响4G发展进程的现象。同时,三大运营商都承受着利润下滑的巨大压力,面对开支巨大的铁塔和基站建设已不堪重负。

今年3月,国资委便决定牵头成立国家基站公司,为平衡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利益关系,后明确为国家铁塔公司。具体由三大运营商出资组建,并允许民资入股。该公司目前已经进入筹备阶段,预计下半年挂牌。

这与工信部回应声明和发改委的近期发文所言颇为一致。工信部声明称:“这种模式(国家铁塔公司)的探索应按照市场化原则和三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精神进行组建设计和运营。”5月下旬,发改委发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3G、4G移动网络、大容量传输网等领域。

《财经》记者经多方确认获知,国资委计划将铁塔公司49%的股份分配给民资。国家铁塔公司将成为电信基础设施领域采用混合所有制的第一家国资委控股混合所有制公司,这比将移动转售业务开放给民资(虚拟运营商)再进一步。后者在电信基础业务运营层面引入竞争,前者将民资进入领域扩展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中国电信业是近20年来变化最多、管理机构调整最多的行业之一,历经邮电部、信息产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复杂沿革,基础电信运营商更是历经了多轮复杂重组。

改革成果十分显著,走在多个行业前列。中国手机用户总数超过10亿,8亿用户用手机上网。中国电信市场,用2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50年的历程。

但新时代已悄然来临,已有的改革成果迅速变得不敷应对。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微信、微博、可穿戴、智能移动设备,这些新的移动技术、产品、应用服务均有赖于基础电信网络的支持,也正倒逼着政府和国有电信企业释放出更多的垄断资源。

运营商定位抉择

决策层需要确定,运营商是继续保持高额利润,以国有资产增值为首要任务,还是在承受打破垄断降低利润的代价之后,转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底层平台

近期,国资委向三大运营商下达了三年降低50%营销费用的目标。《财经》记者经多方确认获知,今年中国移动要削减270亿元营销费用,约占中国移动此前规划支出1700亿元的16%,中国移动的营销费用包括了渠道佣金、保留客户成本和终端补贴成本。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有约40亿元的削减任务。

5月中旬,中国移动某省的一位部门领导很不好意思地向来访者表示,运营商很快将关闭全国所有机场的VIP中心,到期不再续约。

辅之以近期出台的电信业“营改增”税改计划、虚拟运营商入场导致的运营商资费集体跳水现象,未来一年到三年,运营商在营收和利润上要维持继续增长态势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

以中移动为例,年报数据显示,中国移动2013年净利润为1217亿元,净利润率依然高达19%,在央企里仅次于中石油的1296亿元。但其净利润率同比下降5.9%,亦是其15年来首次出现净利润下降。

决策层首先需要确定,运营商要继续保持高额利润,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任务,还是在充分市场化后转为整个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的底层平台?选择后者,就意味着打破垄断,至少短期内打破高利。

“把运营商推出去,但又不给运营商松绑和武器,最后的结果就是运营商会死得很惨。”中国联通的一位人士坦言,运营商的优势在于垄断红利,一旦失去,便毫无优势。

运营商只好在容许的范围内“自救”。这次最先行动的依然是移动用户数最少、移动业务营收利润率最低的中国电信。

一向被誉为电信业最懂资本经营的王晓初,决意在移动互联网业务上摸索出一个新模式——从利益上满足合作者,从主导权上给对方松绑,王晓初希望通过这种体制松绑,给电信摸索出一条互联网业务之路。

2014年5月13日,在中国电信开放合作大会上,王晓初宣布,中国电信要在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上再往前走一步,在接下来的合资公司中,中国电信将不完全按照股权来分配经营权,小股东也有可能在初期就获得主导经营权。

令王晓初最终下决心放开移动互联网业务的,是他对电信运营商前途的预判。去年中,在用户数逼近6亿时,微信开始商业化,移动互联网BAT(百度、阿里、腾讯)格局显现。在这个过程中,王晓初看清了移动商业的整体发展趋势,以及运营商在移动商业价值链上越来越下沉的地位。

此前,中国电信和网易在易信上的所有制探索并不算太顺利。半年来,由于管理理念和模式的不同,双方合作上时有摩擦。

但王晓初依然认为,易信是电信较为成功的一个互联网产品。今年,中国电信不仅进一步向网易开放了易信产品、经营权限,还将在易信公司的经验上,进一步开放阅读、孵化基地。

在不擅长的移动互联网领域,让互联网的人,用互联网的思维,做中国电信的互联网业务。并利用这些业务的导流效应,将中国电信的盘子做大。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外来资本可以染指中国电信的所有业务。对于视频、互联网金融、社交平台、O2O、游戏、阅读等新兴互联网业务,充分开放,充分放权。而在综合平台、支付、物联网等关乎中国电信发展命脉的入口级业务上,中国电信仍然有限开放、有限授权,保证控制权。

这与中国电信的未来战略一脉相承:中国电信将把重心转移到运营商更加擅长的ICT(信息通信技术)、物联网等基于网络的信息化业务方面。政企信息化业务被公认为运营商下一阶段的蓝海市场,而中国电信占据了超过60%的市场份额。

有人认为,中国电信这种改革已在国企体制内做出了最大努力,也与国际主流运营商、互联网公司的战略更加接近。移动互联网的变化太快,单个企业很难独自完成创新,互联网公司一般会采用收购、兼并、合作的方式来及时弥补生态链上的不足。

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年中,互联网公司的脚步已经飞快。并购、合作的数量及金额均达空前高度。《财经》记者根据公开资料统计,阿里巴巴在这三年收购和入股了30家公司,腾讯入股了40家公司,百度也入股了30家以上的公司。

但运营商身份不同。有人提醒,国企对其他公司的收购、兼并,很容易与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画上等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目前的国资监管模式,他认为,如果国资委对运营商的监管方式不转变,电信运营商在目前体制之下永远不能跟互联网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此种改革风险也不小。基于子公司的碎片化改革,有可能带来两大问题,其一,越来越多的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造,这将为集团管控带来难题;其二,母体是国有全资,而子公司孙公司是混合所有制,规模变大后,容易滋生利益输送和不当关联交易。

怎么改,如何改,运营商改革冲动强烈,但前景如何难有定论。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曾对《财经》记者表示,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业务上难有大成,“十年之后,通过运营商的转型,管道业务和互联网业务的收入占比也许可以达到各占50%。能在少数互联网业务上做好就很不容易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运营商体制改革好比航母战斗群,驱逐舰、飞机都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但航空母舰本身的改造才是重点。未来国企的主流改造模式,应是运营商集团公司的整体改造。

张文魁认为,那些不具备条件进行整体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特大型企业,应该通过“拆离”的方式,将不能市场化的资源交由类似于“托管局”之类的机构,或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来处置。“留一个国有全资的母公司,好像留一只抓岸的手,即使大半截身子下水了,也不会真正游泳。”

激进的改革派则认为,没有什么资源是不能交给市场处置的,若改革给运营商带来阵痛,甚至破产,那也是自然规律,国外破产倒闭的运营商不乏少数。

改革关口能否跨越

松绑电信运营商,彻底开放垄断资源,形成公平公正的电信市场秩序。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创造出全球最大、最强的电信和互联网市场

1980年之前,我国电信业的基本体制是邮电部直接垄断经营公用电信业。1994年7月,原电子部联合铁道部、电力部及广电部成立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邮电部独家垄断国内电信市场的局面开始改变,这一年也成了中国电信体制改革的起点。

1998年,中国电信业迎来第二次改革。当年3月,在原电子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随后电信业实现了政企分开,信息产业部负责电信行业监管。1999年2月,国务院将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等三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中国联通公司。

为强化竞争,政府又给网通公司、吉通公司和铁通公司颁发了电信运营许可证。此后,中国电信市场共出现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网通、吉通、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七家电信运营商,初步形成电信市场分层竞争格局。但由于分层市场上垄断力量依然较强,新运营商进入时间较短,电信业的有效竞争局面仍未形成。

在此背景下,中国电信业进行了第三次改革,总体思路依旧是破除垄断。2002年5月16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挂牌成立,实际就是中国电信被实施南北分拆,由北方的中国网通集团整合了原来的吉通和小网通。

与此同时,移动业务开始替代固话,由中国电信拆分出去的中国移动业务,迅速崛起,成为更大的电信寡头。

2008年5月23日,第四次中国电信重组方案最终敲定: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中国联通G网与网通集团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

在此次电信重组之后,中国政府发放了3G牌照。在牌照发放方案中,中国联通获得了最具优势的国际3G标准WCDMA牌照,中国电信获得了另一国际标准CDMA2000。发展中国自有技术标准TD-SCDMA的艰巨任务,则落在了实力最为强大的中国移动肩上。

此次改革的整体思路是:以增量发展平衡市场结构,传统业务结构则由市场自行调整。具体说,就是以3G时代的新业务来建立新的市场结构,特别是以增值业务拉动新市场结构的形成。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史炜事后评价称:“这样的思路在中国传统国有垄断领域是前所未有的。”

这对此后的电信市场格局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自2009年起,中国移动增速迅速下滑,三大运营商3G用户数基本实现了“三分天下”。

3G在刺激投资、拉动消费、推动中国电信市场快速成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做大做强”的同时,也令中国互联网企业脱颖而出,这让中国电信业的市场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竞争不再局限于三大电信运营商之间,而手握垄断资源的三大运营商,居然成了被边缘化的对象。

中国电信2014年一季度财报显示,移动用户流失严重,一季度累计流失达238万,而去年同期3G用户数净增902万。2014年春节期间,中国电信的短信发送量下降42%,而腾讯的微信发送量却增加200%。

仅有移动业务没有固网的中国移动更加不容乐观,2014年一季度竟然出现净利润同比下降9.4%的现象。用户ARPU值降为62元,环比下降达8.82%。

体量最小的中国联通成为业绩最好的运营商,2014年一季度营业收入764.7亿元,同比增长11.8%;净利润33亿元,同比增长73.9%。但相比去年增速也已放缓,2013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4%,净利润同比增长88.7%。

阚凯力向《财经》记者表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电信技术革命,尤其是光通信的普及,使网络容量提高十几个数量级,计算机技术又使电信网变为计算机网络,即互联网。因此,电信网络与电信服务,由30年前的供不应求,变为严重的供过于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任何垄断企业一样,运营商亦在人为制造短缺,使价格上涨,获取利润。

以光通信技术为例,现在一根光纤的传输能力是30T(1T=1000G),每根光缆有几十甚至上百根光纤。但光纤到户以后,提供100M(甚至是1000M)带宽的成本是基本相同的,但是一般给用户的只有10M-20M。电信运营商限制带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大的垄断利益。

在固网市场无法突破垄断的前提下,互联网企业却在移动信息服务上找到了切口。在短信业务和互联网业务(如微信)都占用网络同样带宽的条件下,互联网几乎可以免费提供服务。以至于造成运营商的集体恐慌,因为受困体制的运营商们无法在移动产品上获得创新能力,飞信、易信无一成功。

在新形势下,政府加快4G的建设步伐亦无法扭转电信运营商沦为“哑管道”的命运,反而将它们拖至成本压力的漩涡。业内估计,2014年-2016年三年,仅中移动在4G网络建设的总投资金额,就将超过2300亿元。

此消彼长又各怀利器,目前中国电信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拥有垄断资源的三大运营商受困于体制得不到快速发展,而拥有灵活市场机制的互联网企业却又被垄断资源钳制施展不开。

其实,未来电信改革的指向已十分明确:松绑电信运营商,彻底开放垄断资源,形成公平公正的电信市场秩序,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全球最大、最强的电信和互联网市场。

2013年5月17日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开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工作的通告》,开启了中国在基础电信运营领域引入民资的先河。今年19家虚拟运营商陆续拿到牌照。

2014年4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将电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明确从2014年6月1日起,将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

电信业营改增对三大运营商的影响普遍呈负面。有投行计算,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利润将因此下降36.5%。中国移动已发布公告称,预计受“营改增”影响,今年收入下滑9%,利润下降超过200亿元。

中信建投研报分析认为,从长期看,政府此举是为了倒逼电信企业特别是三大运营商改变过去粗放的业务模式,转而采取精细化运营策略,推出更多增值服务产品。

从上述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到,政府有意在基础电信服务、增值服务领域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虚拟运营商的鲶鱼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今年5月,中国移动宣布大幅下调移动流量资费。但虚拟运营商仍在批发价格、牌照等方面受制于电信运营商,这是改革不深入的表现。

与国外健全的法制体系相比,中国监管机构本身亦是改革重点。当下电信行业的监管,已经捉襟见肘。

在工信部的一个内部讨论会上,一位发言人表示,工信部的行业监管能力正在遭受挑战,“从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现在又增加了几十家虚拟运营商,未来,还有更多需要监管的企业。”这位发言人问:监管能力就这么多,如何做到有效监管?座上一片寂静。

电信监管“重审批轻监管”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例如,在“宽带中国”政策推行后期,为了解决三大运营商公平接入小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矛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委曾在2013年3月联合发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及《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国家标准。

但某省通信管理局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法规颁布之后,小区物业垄断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原因在于,通信管理局只能落实到省一级,到了地市,就没有人去管这个事情了。“管局一共才十几个人,管得过来吗?”

上升到更高层面的监管,改革就更加艰难。电信业改革的根本在于立法先行,电信法从1980年酝酿,至今仍无法出台,各种部门利益和监管体制纠结其中。

多年来,业内诸多学者多方呼吁,须排除各自为政的部门利益,建立一个超越几大部门之上的国家层面的统一监管机构,并以此作为改革核心。

现实则是,中国电信业不仅在行业这条线上的改革未触及垄断的基础网络本身,而且在国企体制改革这条线上也不彻底。中国电信业最近几年的动作,实际上还称不上改革,而应叫“酝酿改革”。但只要跨越这个关口,改革之剑就会刺入腹地。

所属类别: 学习

该资讯的关键词为: